【展讯】2018“海派书法”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暨书法作品展

2018“海派书法”

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

暨书法作品展

学术主持：朱培尔

策  展 人：黄寿耀

主办单位：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

              《山东艺术》杂志社

               荣宝京行艺术馆

对话时间：2018年10月13日上午10点

展览时间：2018年10月13日—10月23日

展览地点：荣宝京行艺术馆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洪山路一号北京银行11楼）

继2014[入古与出新]鲍贤伦 刘一闻书法篆刻杭州展、2015[临摹与创作]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暨“墨韵西湖”作品上海展、2016[书对话联]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暨楹联书法展、2017[碑域书法]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暨书法作品展余绪，2018[海派书法]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暨书法作品展10月13日在济南荣宝京行艺术馆开幕。

中国书协副主席、山东省书协主席顾亚龙，山东省政协常委、山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孟鸿声，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谭逸冰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于明诠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嵇小军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靖，北京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房旭，荣宝京行艺术馆馆长刘明，北京济南商会常务副会长王长涌，山东文联《山东艺术》杂志副主编崔红涛。山海关闲庭艺术馆馆长张爱民，上海得丘园艺术馆馆长赵勇，杭州禹廷艺术馆馆长刘晓霞女士，上海师范大学沈爱良教授，青年艺术家何国门，《投资与理财》杂志主编叶辉，北京凤凰美术馆馆长柳青凯，日照运总集团董事长书法家郑培奎，天大美术馆馆长林玉祝，美术报等新闻媒体记者与爱好者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。本次活动由《中国书法》杂志主编朱培尔先生担任学术主持，浙江美术馆一级美术师、浙江省书协副秘书长黄寿耀担任策展人。主办单位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、《山东艺术》杂志社、荣宝京行艺术馆给予活动鼎立支持。

对话现场

[海派书法]刘一闻 鲍贤伦学术对话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。对话在荣宝京行艺术馆开幕，由朱培尔先生学术主持。

两位老师以海派书法为对话主题，其实是以海派书法做为一个节点，深入浅出，以点带面地以海派书法史、海派书法现象为例，勾画出一个宏大的近现代书法文化景观，以此可以纵观整个书法史，更能为我们当下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社会提供映照和参考，或是为我们当下的书法环境提供更加传统的学理上的指引。

鲍老师说到旧学养，刘老师说到再创造，其实更多的是在讲真正的传承。两位老师俯拾即来的掌故，言谈间的风度，身体力行的方法论，宏观、包容、多元、负责，全盘道来，做为听者，除了句句是金的言传教诲，再就是厚重又传统古风。

刘一闻先生

鲍贤伦先生

——  展览现场 ——

——  学术对话现场  ——

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于明诠先生

中国书协副主席、山东省书协主席顾亚龙先生

海派书法学术对话（笔记概要）

朱培尔先生先从海派书法研究的现状谈起，说自己是带着问题来的。

朱培尔问：海派书法在您们眼里什么样的作品才更有价值？

刘一闻先生说起海派书法的源渊，谈到当时上海贸易的历史地位，更多的画家涌向上海，海派书法是建立在海派绘画的基础上的。

鲍贤伦先生以赵之谦、吴昌硕、沈曾植为例谈到海派书法最大艺术特点是，旧学养，新篇章。

朱先生问：变化流动的群体，从江浙一带来上海的画家，他们有什么特征？

刘先生说到赵之谦的风格吻合了当时上海人的审美习惯。赵之谦画中用洋红和白色，一个艺术能得到当地人的喜爱，一定有他符合当地人学习观赏的特点。西风东渐，艺术生活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潛移默化。海派文化的特点从社会生活中渐渐发展起来。

鲍先生说海派既不是一个区域的名称，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，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。海派文化积累是旧学养成果，是江南文化和欧美工业文明结合的产物。观念和视野打开了，社会进步与市场的打开，使上海成为一个兼容并蓄，开放多元的艺术地域。

本次对话学术主持：《中国书法》杂志主编朱培尔先生

朱先生问：海派从萌芽到成熟应怎么分期？

鲍先生说海派书法兼容并蓄，追求卓越，百花齐放。某一个现象，某一个场景就能决定一种可能。海派书法的群体代表人物每个时期差不多都会有十多个代表人物，大致可以分为早期以吴昌硕、沈曾植、曾熙等等，之后的沈尹默、吴湖帆、白蕉等，后期的王蘧常、谢稚柳，来楚生等，差不多到方去疾等一批人而结束。

刘先生认为海派分期一般是以解放前后为基本分期，前期以民国时期为末端，解放以后以沈尹默、白蕉为代表。海派前期不妨可以追溯的早一点，当时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等地的艺术家鱼贯而来，具文献记载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代的书画家已经超过三百人了，可见当时人数之大。前海派主要靠书画做为生活的自给，后海派主要是解放以后政府组织了画院和文史馆等等，靠国家给他们薪金生活，而不是以卖字为生了，所以从经济方式上讲，这是前后海派的根本区别。

朱先生问：海派书法早期以碑的创作模式出现，后期则是在帖的方面见长，您们怎么看？

鲍先生认为大家忽视了康有为对海派书法的影响，碑派在早期的创作中是占主导地位的。沈曾植盘旋翻腾的笔致已经开始消弥碑帖的对立，沈曾植、赵之谦以很好的帖学功底解读碑学。到了沈尹默，他开始也是学碑的，从他开始对帖学的笔法有了淸晰的认识，当然后来白蕉比沈更生动，但不能动揺沈的历史地位；沈尹默对帖学的深入难以磨灭的历史功勋。总的来说，在大上海的氛围中，可以碑帖兼容；碑帖的二元结构后来被新材料（西北汉简）打破了。市场让艺术家在上海有了市场的作用是正面和肯定的。市场也促进了书家专注的创作状态。吴昌硕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。沈曾植写字有人排队等候。总之，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的立场是紧密相关的。帖学在上海复兴有某种必然性，吴越文化、江南文化经沈尹默的登高一呼，再加上市场的推动、而且市场也不是偏狭的。

刘先生说尽管晚明书坛出现了奇崛之风，以黄道周、张瑞图、倪元璐、王铎、傅山为代表。但清代初期依然是帖学书法的天下，“翁刘梁王”（ 翁方纲、刘墉、梁同书、王文治 ）便是当时的代表人物。只是清代中期以后，随着出土文物日多，乾嘉学派的兴起，于是碑学书法盛行，出现了邓石如、吴让之、赵之谦、沈曾植这样的代表人物，并且在赵之谦、沈曾植的创作中有碑帖交融的艺术特质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文化现象即社会现象。

朱先生问：民国时期的艺术品市场和现在的市场有什么区别？艺术家是怎样利用市场来提升自己的艺术创作？

刘先生说吴昌硕的市场庞大，流入日本的吴氏之作即为例证，由此可见市场与创作可以说是相辅相成。吴氏最初学邓石如、杨沂孙，四十岁后把石鼓文做为借鉴对象，其实临摹铜器文字在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，他的后期石鼓文书法是对原始石鼓文的再创造。

鲍先生认为首先要说市场是好事情，扬州八怪如果没有市场的推动，是不可能成名的。海派亦然，旧时代，画面写字是修身而不是谋生的，新时代，谋生需另辟蹊径，市场提供了一个改善生存的条件，上海能聚集那么多艺术家的理由。市场要素，历史地看是积极要素；吴昌硕的临写一日有一日之境界，他的临摹作品也能进八市场，可见市场是很宽容的；当下的市场有很多不成熟，如若成熟或再宽容些，那么对艺术家的创作是益处的。

朱先生问：海派中的画家身份的书法家，尤其是中晚期的如陆俨少、潘天寿等，为什么他们的书法更丰富？

鲍先生说画家书法好，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，甚至比书法家更厉害。画也好，旧学也好，今天书法家要反思的是，我们的整体修养太弱。

刘先生说上海画坛，无论绘画还是书法，旗鼓相当；为画者为书者，只要你的观念正确，能书能画又能刻，书画印并驾齐驱，就厉害了。

——展览作品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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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凤凰书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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